2019年6月5日
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博士后研究者Matti La Mela可谓是一本知识产权历史书，他对知识产权各个阶段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果你想知道在过去200年里知识产权发生的任何变化，只要问La Mela就能得到答案。
假设19世纪的专利代理人和今天的专利代理人围桌相谈，会发现彼此志同道合。他们对商业利益以及发明人和创意如何得到保护，都有相似的见解。然而，在此前提下，不同时代的专利代理人也有互换意见的需要，比如谈论到发明无法得到长久的保护的时候。
19世纪的发明人被灌输的认知是：个人发明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他人也能从发明中获益的重要原因。
几个世纪以来，对知识产权的理解和保护发生了令人着迷的变化。我们是如何走到将知识工作视为“财产”这一步呢？为什么我们开始认为发明关乎创造者自己的创意，必须得到保护？
从行政管理来看，芬兰版权的本质并无明显发展。除了商业利益之外，版权享有保护的最终原因还在于保护商业秘密。芬兰《现代版权法》的第一段是1829年审查制度立法的副产品。同样的限制需要也适用于保护发明的早期阶段和专利法根源。
当发明人开始将发明投入工业应用之际，专利、版权作为统治者给予发明人的特权和权利当即生效。尽管受保护的对象是机械和书籍，归根结底，出发点还是审查制度和行政控制。
在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和论文中，我仔细考察了所有权的历史。自古以来，工业产权和商标一直受到保护，古代的产品和商品就都标明了工匠的印记。商业秘密如意大利吹制玻璃的专业技术，都是通过师父教授学徒传递的，这也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引领芬兰走到当代知识产权现状的，是一场始于18世纪末的国际性公开论战，该场辩论集中讨论个人获得知识产权成果的权利。技术发展和新的复制方式也带来了挑战。这场讨论涉及多个层面，原则的演变、发展长达世纪之久。
艺术是版权发展的关键领域。从艺术的角度考虑，我们面临这些问题：什么是原创作品？作者如何通过艺术作品表达自己的身份？通过绘画或后来的摄影技术复制作品意味着什么？
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对芬兰的知识产权意义重大。当时，由于关于言论自由和审查权的争议出现——这也涉及到版权问题，在芬兰新闻界和议会都引发了论战。随着工业活动的兴起，对工业产权的现实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这二十年是决定芬兰知识产权传统走向的时期。当时的芬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由于俄罗斯的法律传统，芬兰的法律环境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然而，芬兰有着根深蒂固的北欧和西方传统。例如，芬兰于1876年颁布的第一部专利法，其实就是瑞典一部同等法条的逐字副本。
无论是法律传统、专利立法方向的相似性，还是商业活动、律师之间的紧密联系、网络化联结，纵贯历史，北欧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显而易见。
Rudolf Kolster（1837-1901），Rauno Tr_skelin画廊，阿尔托大学档案馆，CC-BY 4.0。
专利代理人是支持发明人的重要角色。他们帮助发明者书面定义、描述想法，并详细说明每项发明的内容和意义。专利代理人用与现行知识产权原则兼容的文字表达新事物，同时也使其作为新创意得到尽可能的最大保护。
芬兰第一位重要的专利代理人是Rudolf Kolster（*即哥斯德知识产权律所的创始人），他在专利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udolf有德国背景，被芬兰聘为理工学院教师。他多才多艺，在兼任教师和工程师之外还担任专利代理人。
Rudolf曾担任立法委员会专家，并为专利当局提供新颖性审查的建议；他活跃于专业组织机构、撰写文章；因为有许多海外客户和国际知交，经常参加国外的行业活动和聚会，Rudolf也留下了国际化的形象。
至今，Rudolf对芬兰知识产权领域的影响仍然可见：他本人和他的儿子都为芬兰知识产权环境和运作的专业化做出了贡献。Rudofl利用他的国际知识修订了早期的专利运作原则；在芬兰立法委员会工作中，他影响了芬兰的第一部专利法；通过律师组织体系，Rudolf父子共同参与了专业操守原则的讨论和形成。
登记册förvumärken17.8.1900，国家图书馆的数字馆藏。
早在19世纪末，芬兰就讨论了各国将从属的国际共同立法，版权将通过一般协议在各国得到保护，同时承诺遵守某些共同原则。19世纪40年代，芬兰对瑞典作家的作品给予保护；30年后，探讨了一项保护作家和艺术家的北欧版权法。这场关于国际化的辩论已持续了200年，令人惊讶的是，长期以来各国一直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保护作品的热心取决于各国自身的利益。这不仅关于经济问题，还关乎不同国家的公正公平待遇，这与今天的情况并无二致。在今天的芬兰，我们可以批评别人侵犯版权，但在19世纪后期，芬兰不愿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权利的国际协议。直到20世纪20年代，外国作家的作品才能不受约束地在芬兰翻译和出版。
可能在已经得到了许可，也支付了报酬的情况下，国际作家一般不会反对翻译，因为芬兰语被认为是比较边缘的语言。这一问题是面向出版商的商业性问题，但更广泛的讨论也涉及到贫穷北方国家的教育机会。
知识产权一直受到挑战和质疑，今天的我们完全有可能没有专利保护。19世纪中叶，反对专利的运动非常激烈。专利保护被视为不必要的步骤，更好的选择是建立自由贸易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和紧缩的海关政策更多地激发了个人保护自身权利的意愿，专利保护才开始被广泛接受。
北欧政府开放、透明的悠久传统也体现在专利原则上。早在19世纪，专利申请和描述就以书面形式记录，新专利发表在刊物上，它们的图纸和设计也向所有人开放、展示。在数字时代，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早期以来的所有芬兰专利都在espacenet数据库中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在国际范围内提供专利信息可以鼓励新想法，并有助于评估在某一特定领域已经取得的发明和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内容。
我们已经获得了新的工具，并且所有信息都是公开的、可比较的。人工智能使我们能够考虑文本和其他作品的相似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更容易识别剽窃。另一方面，当局可以借此加速、改进评估过程及新颖性检查。
跟上社会变化是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万全之策。新类型的作品、媒体和技术迫使知识产权领域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当新的知识产权出现时，保护也有新的争论。今天，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数字环境中保持信息、数字产品和技术发展的自由获取。
第342号专利（Ludwig Bernhard），来自1889年的木材切割机。Ruldof Kolster是这项发明的专利代理人。来源：espacenet.com
毗邻Hietalahti市场广场的理工学院建筑，1886年。理工学院在19世纪末设有专利局，是集合技术知识和专利专家的中心。来源：阿尔托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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